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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性“大变革”“大调整”

时间:04-03/2020 22:51 | 点击次数:

▲ 4分钟回顾美国疫情发展始末 解密为何错失大范围病毒检测良机。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意大利首席医务官罗伯特·斯特拉3月12日因罹患新冠肺炎去世。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因新冠肺炎而逝去的政要,但是他的不幸引发了意大利更大的恐慌——

作为一个主管医疗事务的官员,如果他都不能够幸免于难的话,那么在已然极度缺乏医疗资源、而疫情扩散已经如火入林的意大利,一个普通的公众如何可能自我周全?

病毒是盲目的,它是最没有差别心的:任何高官政要,明星名流,都可以是病毒传播的受害者。

斯特拉的案例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行为显得有些可笑:特朗普曾经拒绝病毒检测,而约翰逊现在仍然坚决拒绝病毒检测。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有40多名国家政要感染病毒,其中包括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夫人、伊朗的两位副总统、一些部长和将军,而深受影迷喜爱的汤姆·汉克斯也已经检测为阳性,开始接受治疗。

这大概是我们有生以来目睹的最普遍的世界性灾难,而且,全球范围内它还并未显露出衰减的势头。

疫情加强了反全球化主义者的力量

美股在一周内两次熔断,华尔街陷入了恐慌之中。多国出台了“限空令”,禁止金融投机分子乘势做空。

反全球化主义者大概是在这个趋势中最为愤怒的“预言家”了。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个群体正在不断壮大,并且从各种蛛丝马迹中获取他们的力量,并且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纽约时报》评论员彼得·古德曼3月6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新冠肺炎疫情敲醒全球化的丧钟?》,毫不隐晦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强了反全球化主义者的力量。

的确,全球化看上去真的很像新冠病毒的一个“使者”。飞机、高速铁路、邮轮和发达的高速公路网,这些曾经带给我们旅行便利的现代交通,成为了病毒传播的最大帮凶。即便美国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就已经颁布了禁行令,但是它却无法阻断所有的交通。

欧洲的右翼主义分子则开始再度传播他们如同先知一般的预言:如果不是从中东和非洲来的大批难民,如果欧洲一早就已经如同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坚壁高墙,欧洲的疫情怎会如此难以遏制?

但是所有反全球化的声音之中,最为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一群欧美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在追究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责任,他们认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加剧抗击疫情的困难。由于中国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停摆,全球供应链已经陷入了绝境,包括汽车零配件、小商品供应甚至是药物,都全面告急。美国人现在所急需的口罩,90%的产量在中国——但谁都知道,这样的认知是靠不住的。

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意大利全国封锁,韩国大半国家停摆,整个中东都在封锁边境,德国总理警告全国60-70%的人口可能感染病毒,而英国所谓“佛系”的控疫措施,也让全国人口面临更大感染风险。这些都在宣告,全球化可能正在“碰壁”。

本来就已经在过去两年之中遭受重挫的全球化,在这次疫情中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钟南山院士的预言比国外的预计乐观很多。他认为4月是全球疫情的高潮期,6月能够实现全球疫情结束。不过英国德国所宣布的措施显示,他们期望6月份达到高潮,而在秋天能够结束疫情。他们唯一的期望,是疫情不要入冬。

全球化真的是疫情的罪魁祸首吗?

古德曼引用了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的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揭示了全球化的一个致命缺陷:它是一场监管不足的运动,每个国家对于他国的困难和危机,从来都抱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而才能使发生在一国的疫情,燃烧到所有的国家。

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就已经开始实行严格或者是较为严格旅行禁令的国家,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并没有能够防备疫情的侵入和发展。实际上,英国政府现在的评估是:即便英国现在封锁全境,也只能使疫情的蔓延延迟一到两天。

事实上,依靠严格的边境封锁和旅行禁令并不能阻止疫情的蔓延,反而是漫不经心的监管和不作为,才是这次全球性疫情最大的助力。

我们就拿在疫情中处处显示了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来说。他们的确在疫情期间给过我们许多感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句给了我们内心的温暖和感动,但是在我们疫情最困难的时候,日本在国内也并没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以便让自己的国民幸免于难。

韩国的疫情也是如此。人们谴责新天地会是因为它成为了疫情最大的传播者,但并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在任何一个人口密集和高度流动的区域中,只要出现一个感染者,便会成为传播的暴发地。

而美国更是如此。现在看起来,特朗普在两周或三周之前的言论显得并不那么负责任。他曾经多次在推特上说,他的医疗团队多么高效而神奇,美国不会产生疫情。然而在暴发之前,病毒可能已经悄悄地流行了6周时间。

并不是因为全球化而导致了疫情的流行,而是因为人们从来都只热爱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面向:它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许多面向。

在全球化之后,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区域对峙趋于缓和,但是非传统安全因素,恐怖主义、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敌人。然而,不少在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上的合作,都显得力不从心,结果往往不欢而散。反恐各自为战,《京都议定书》在美国推出,公共卫生危机从来都没有摆到台面上。

而这些问题的合作和解决,才是能够使全球化能够给全世界带来普遍福祉的深层因素。

贸易和供应链分工带给人们的不过是更加丰富的物质和享受,而这些在全世界已经潜藏了数百年的痼疾的消除,才是使全球走向共同繁荣和幸福的内在意义。

由于新冠病毒所带来的边境封锁、贸易衰退和旅行停摆,的确看上去像是一个全球化的重挫。但是这可能反而是真正重启全球化革命的一个机会。

即便最乐观的估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解决,也要在六月之后。而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时间中,每个国家都会发现,纯粹依靠自我的隔离和封锁,是不可能真正进行有效控制。而医疗资源的欠缺,会变成每个国家真正的噩梦。

在这样的一个危难时刻,全球的团结和合作,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相互支援,政策与经验的相互输出,生产与分工的分配和协作,会变得无比重要。



疫情会变成全球化的世界性调整和变革深化

疫情只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但不只限于此。

航空和邮轮行业只是直接的受害者,餐饮受到重创,院线和影视业刚刚停摆,生产和贸易在未来几个月还将继续受到影响。那些在过去数年中积累了庞大财富的集团和财阀或许能够依靠囤积渡过这次危机,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就要面临很大压力。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民主共和两党不约而同停止了竞选活动。但是竞选不可能取消或推迟,以往依靠上门拜访、集会演讲拉票的活动都已经不可能,如何才能顺利保障总统的“生产”?

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随着疫情的延续,中下阶层的不满不断积聚,会随着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产生诸多不可测的变动。

握手变成了极具风险的动作,而封锁让世界重返了各自为政的前国际化政治时代。但是国家之间的沟通、合作和对抗却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间的协商和谈判?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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